粵劇是廣東藝人吸納外省入粵戲班的戲曲聲腔，加以易語而歌并融進本地的歌謠、小曲而形成的劇種。明中時期，粵中各地已有鄉俗子弟以辛亥革命（1911）前后，一些粵劇藝人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響，參加了孫中山倡建的同盟會的活動。社會上有人組織志士班，通過推行粵劇改良的活動，借以宣傳民主革命的主張。之后受到粵劇改良風氣的影響，加之需以變革求新的精神與方興未艾的電影進行競爭，粵劇綜合藝術的各種因素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。劇目內容包括了古今中外的題材，新編劇數以千計。小生、小武行當從唱假嗓改唱真嗓。梆子、二簧、弋陽腔、昆腔等聲腔已大異于原本的腔調，梆子、二簧腔創造了新的板式和句式，將民間流行的木魚、南音、粵謳、板眼等歌謠曲調運用于唱腔音樂，能把多種聲腔利用曲調連綴結合板式變化的方法去綜合運用，還在原有的民族伴奏樂器之外增加小提琴、薩克管、吉他等西洋樂器，粵劇唱腔音樂更加變化靈活，旋律優美。表演藝術吸收了京劇的做功和北派武打，借鑒電影、話劇講究真實和接近生活的表演方法，形成以武生、文武生、小生、正印花旦、二幫花旦、丑生為臺柱的表演體制，在生、旦、丑行產生了多種流派的唱腔。二十世紀30～40年代間，粵劇舞臺上群星璀璨，涌現出薛覺先、馬師曾、白駒榮、廖俠懷、桂名揚的五大流派，主導著粵劇改革方向，并創作出眾多的優秀曲目。舞臺布景由一桌二椅到平面、立體景片以至機關布景，燈光從火水燈、大光燈發展為電燈、彩色旋轉燈。

      關于粵劇的產生和形成，可謂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但普遍認為，粵劇于明朝中葉開始萌芽，孕育于本地班。關于本地班來源一般來說，是引用麥嘯霞所撰《廣東戲劇史略》的說法，按《史略》所說：“雍正繼位……，時北京名伶張五號攤手五……逃亡來粵，寄居于佛山鎮大基尾……以京戲昆曲授諸紅船子弟，變其組織，張其規模。創立的瓊花會館“，作為記載粵劇本地班始源，其實這是大大縮短了粵劇本地班的歷史，瓊花會館也非是在雍正年間才創建  ，據史載，早在明代嘉靖至萬歷年間，在佛山、廣州，本地班已建立了瓊花會館這一行業組織。經過不斷發展，由弋陽腔和昆腔與廣東本地流行的南音、龍舟、木魚、粵謳、咸水歌等民間曲調以及廣東器樂樂曲結合而成。直至清末民初，逐漸演變為融集南北、中外唱腔音樂，以白話演唱，從而形成具有鮮明嶺南特色的地方戲劇――粵劇。粵劇有別于外省戲曲的獨特之處在于，它既屬于中國寫意派戲劇范疇，又具有輕快流暢、新款善變的個性，享有“南國紅豆”的美譽  。

      粵劇源自南戲，又稱“大戲”或者“廣東大戲”，發源于佛山  。早在漢代，佛山的表演藝術已十分盛行。自明朝嘉靖年間開始在廣東出現，粵劇是揉合唱念做打、樂師配樂、戲臺服飾、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。是融匯明清以來流入廣東的海鹽腔、弋陽腔、昆山腔、梆子等諸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間音樂所形成的以梆子、二黃為主的我國南方一大劇種。

      19世紀40年代中，粵劇已從開埠后的香港，傳到東南亞的星馬(新加坡、馬來西亞)了。以后，星馬的粵劇也頗興盛，故新加坡有“粵劇第二故鄉”之稱。粵劇到了外國，西人稱之為Cantonese Opera  。  粵劇的名稱  ，雖在清光緒年間才出現，但其源流卻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中葉。建國以前的三十年間，粵劇基本上分為“省港大班”與“過山班”（或稱“落鄉班”）兩大派系。

      明代，南戲——弋陽腔已在廣東流行，昆班、徽班及江西、湖南戲班常入粵演出。受外來的薰陶，粵人亦習演戲，繼而組成本地人為主體的戲班，并過渡到本地人為全體的戲班。”為區別兩者，前者被稱為“外江班”，后者被稱為“本地班”。清道光時，楊掌生先生認為：“廣東樂部分為二：曰外江班，曰本地班”。“大抵外江班近徽班，本地班近西班，其情形局面，判然迥殊”。盡管如此，但本地班建立的初期（明代），它與外江班的區別，主要非是指聲腔的迥異，而主要是指該班是由本地人組成。狹義來說，它是指本地藝人組成的專業戲班；廣義來說，也可包括農民、手工業者在進行季節性演出活動而臨時組成的演出團體  。

      究竟粵人（本地人）參加戲劇演出活動是何時開始呢？郭秉箴先生在《粵劇古今談》一文中認為：最早見于明朝歸有光編寫的《莊渠遺書》，其中記錄了明代正德十六年欽差魏校的諭民文告，內有“倡優隸卒之家，子弟不許妄送杜學。”“不許造唱淫曲，搬演歷代帝王，訕謗古今，違者拿問”等語。郭秉箴先生認為這是廣東有戲劇演出活動的最早記載，認為通過諭民文示可以反證，說明在明正德年間便有本地人參加演劇，即在距今四百多年前，廣東就有演劇活動。這無疑是一個超前的發現，可是，在佛山石灣《太原霍氏族譜》內發現了比上述更超前的一個反證。即在正德年間再上溯兩個皇帝的成化年間，便有佛山本地人參加戲劇演出。該族譜有如下的記載：“一年之景，元宵之燈酒，三月三之扮飾，五月五之龍舟，七月七之演戲，世俗相尚，難于禁革。……三月三扮飾，好事者，大眾賃人衣服，借人首飾，或雨致濕，或造成損破，用價賠償，此事何益。……七月七之演戲，良家子弟不宜學習其事。雖學會唱曲，與人觀看，便是小輩之流，失之大體……后之子孫，遵吾明囑。”這段霍氏仲房七世祖晚節翁家箴是寫于明成化十七年（即公元一四八一年），比正德十六年（在《粵劇古今談》一文內誤為公元一五一二年，正確應為一五二一年）應提早四十年。況且，從該族譜所載：“七月七之演戲，世俗相尚”之言來分析，可以說，早在公元一四八一年前，即距今五百多年前，佛山人早就“世俗相尚”參加戲劇演出活動  。

      “封仔封王”的李文茂，是世界戲劇史上絕無僅有的由藝人成為農民起義領袖。首任粵劇“八和會館”會首的鄺新華，不但是“同治中興”的代表，也是著名的文武老生，演過《蘇武牧羊》《太白和番》《李密陳情》等名劇。

      清末民初之交，更是群星閃耀，名伶輩出，如千里駒、肖麗湘、小生聰、周玲利、李雪芳等等，俱皆馳名于海內外。千里駒有“花旦王”之稱，李雪芳則被康有為譽為“南雪北梅”，與梅蘭芳并提。

      三十年代在粵劇史上稱為“薛馬爭雄”的時代，薛覺先接近京劇風格，表演技巧比較全面，生旦凈丑無所不能，有“萬能老倌”的綽號，但以演小生出色，代表性劇目有《胡不歸》等四大悲劇的馬師以丑角取勝。他在以“孤寒種”（吝嗇鬼）為主角的組劇中，盡情揭露封建財主資本家的丑態，有莫里哀之風。不但在兩廣、港澳和東南亞等地，為廣大觀眾所傾倒，在美國多年，也深受歡迎。